在古今中外众多历史作家当中，恐怕没有哪个人，比房龙更受到普通读者的欢迎。这位荷兰的历史作家，一生关心人类的宏大命运，对历史投以深情的人文关怀，用诗人般的文笔传递了深邃的历史思想，启蒙了全球几代的读者。如果说，对历史深情的人文关怀、犀利的价值观以及出色的文笔是房龙一生的追求，那么他在中国还有一位素未谋面的知己，那就是马勇。中国从不缺历史，也不缺专业的历史学者，但是唯独缺少将历史深入浅出讲通透的历史作家。翻遍整个中国的历史写作记录，能在事实中写出观点、在枯燥中写出精彩、在抽象中写出现实关怀的历史学家，简直屈指可数。◎“某些学者”：着迷于对史料的堆砌，沉浸于抽象的历史观念，但对现实世界的人类毫不关心；精于生造概念，长于逻辑推导，但语言极其拗口难读，让人看了头脑昏沉。
◎“专家型写作”：将历史写成了工具书，只看局部，不见整体，读者对世界的认识被切得支离破碎，甚至变得更加狭隘和浅薄。
◎“权威教科书”：过去是后朝修前朝史，胜利者为失败者修史，史书中充满了各种谎言。现在的学者是带着意识形态的滤镜修史，真相都被扭曲。
如果历史学家不关心现实，一头钻进历史不出来，不仅会造成虚假历史大行其道，甚至他们的书斋式作品本身也会误导读者。而马勇是少数既能深入研究历史，又能出离历史反观现实的作家。他将历史视为现实的镜子，对现实的启发，才是他研究历史最终的立足点。他虽是科班出身，却并非纯粹“学院派”学者。因为自幼经历生活的艰难，目睹大时代的苦难，所以他的学问始终关心现实中人的命运。在同代学者中，他是撰写人物专著最多者之一，笔下人物包括董仲舒、蒋梦麟、章太炎、梁漱溟等古今人物。正是因为对人、对现实的关怀，让马勇的作品更靠近人性，更接近常识，能让读者对历史和现实有更清醒的认识。在当下的学术环境中，一个历史学家能够做到治学严谨，凡所举皆有出处，已是不可多得的人才。若还能在前人的范式上，做出进一步的突破，提出新的观点，这更是大才。如果还能具备杰出的语言天赋，把枯燥的历史讲得绘声绘色，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全身心领略历史之美，这便是可遇不可求的天才了。历史研究是枯燥的，学者在海量的史料中浸淫过久，难免会得出事实大于观点，观点大于措辞的结论。这样的学者治学固然严谨，但作品却严肃有余，可爱不足，读起来如菩萨念经，让人头大，读者只能高山仰止、敬而远之。事实上，语言乏味是做学问的一大陷阱，只在史料挖掘上下功夫，不仅省力且容易显得高深，而精心雕琢语言，不仅需要能力，更需要超越一般学者的勇气。马勇写历史，在语言上下了苦功。他既不堆积史料，也不沉迷于观点之间的跳跃，而是把观点穿插在事实中，把枯燥的历史讲得绘声绘色，把文字写得有滋有味，有温度有洞见，让读者在阅读的愉悦中，获得历史的见识。
无论是中方还是西方的历史学家，所有关于近代史的研究，一直都在三种范式中打滚，从未跳脱出来。
革命叙事认为近代史是“救亡图存、民族独立”的历史，它将晚清视为后世中国发展的拖累，是后世中国一切罪恶的根源。但是马勇发现，革命叙事极大的低估了晚清中国的历史进步，忽略了历史主导者的话语，太过相信后来的历史胜利者之自言自语。费正清在《冲击与回应》中认为，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，中国采取怎样的回应，是中国近代史的主旨。但马勇指出，费正清的“冲击-反应”论，及其弟子的“新清史”等各种新视角，对晚清中国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情绪，尚未真正深入历史真相。秉持这一范式的学者认为，面对西方冲击，中国已经准备放弃所有历史传统，开始全盘西化。但马勇同样指出，晚清中国最后二十年，并不是另起炉灶从头开始，而是依然接续了中国的文化传统。正是因为他看穿了这三种范式的不同缺陷，所以带着独有的问题意识重返中国近代史，重构了晚清最后二十年的历史叙事。他曾说：“要把晚清史还给清朝，让清朝的历史成为一个完整的单元，让清朝的历史研究经典化，就和研究唐史、明史一样，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障碍。”因此，他埋首于故纸堆中，钩稽沉思，深入历史细部去探寻谜底。他将中国的近代转型放在经济全球化、民族国家兴起和民主化浪潮涌现的世界背景下来考察，试图提供一套新的阐释话语。
近代以来，各种主义、思潮来回往复，每种都有自己的一套看待历史的视角。
中国的历史写作，不是教科书就是专业书籍，缺乏类似房龙还有贡布里希一样的公共历史叙事，导致即使有学者纠正历史谎言，最终只会劣币驱逐良币。
正如余世存老师所说“马勇的意义被低估了”，当下熟悉马勇的，仅限于学者、企业家群体在内的一小部分。
真实的历史并不只有革命视角，被误解的也不仅仅是晚清二十年。对于今天的国人来说，我们真正需要的，其实恰恰是这些历史谎言背后遮蔽的东西。
而马勇老师写史的初衷，正是要“还中国近代史以本来面目”。马勇老师既不同于书斋中的学者，也不随意戏说历史，他既深入历史，又关怀现实，还有不凡的文笔和独有的问题意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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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 | 本文湖湘讲堂。感谢马勇老师。我们尊重原创，版权为原作者所有。如有侵权，请联系我们删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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